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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力克教授作客城院大講堂:追溯百年光影,爭做時代新青年

发布日期:2019-12-03 08:02 訪問次數: 信息來源:黨委宣傳部

今年是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,陳獨秀、胡適、梁啓超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杜亞泉、梁漱溟…這些名字一經提起,就激蕩耳鼓,他們便是這場自我覺醒中得以登台出場的親曆者。

11月27日晚,浙江大學國際文化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高力克作客城院大講堂,兩個小時的講座引經據典,穿越古今,高力克教授將他探索的五四運動的學者們的真實思想,與在場師生分享,帶來了一場題爲《中西之間:五四知識分子的文化觀》的學術盛宴。

東西方啓蒙運動的碰撞與火花

講座伊始,高力克教授以英國學者巴裏·布贊著作《全球轉型》中所給出的定義引入,講述了東西方啓蒙運動的不同特征。巴裏·布贊認爲“全球轉型”即指“從歐洲發轫而擴展到全球的以工業化、理性化國家建構及進步論意識形態爲主要推動力的全球現代化運動”,而中國近代化的進行時過程,可稱之爲是“全球轉型中的中國故事”。

五四時期的啓蒙運動可謂是全球轉型之中國故事的華彩樂章。爲了讓同學們進一步理解近代中國由淺入深的革新,高教授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,講到洋務派堅船利炮的實業救國,再到維新派學習西方的制度。

高教授介紹道,歐洲啓蒙運動的特征是從追慕古代的文藝複興中追尋現代性,中國啓蒙運動則是由仿行西方而追尋現代性。因而中西問題與古今問題糾纏,中西文化問題和歐化問題自始伴隨著中國啓蒙運動和現代化進程。

“五四”知識分子眼中的中西文化

談到五四運動,就繞不開《新青年》雜志,也繞不開陳獨秀。高力克教授戲稱陳獨秀爲“不羁之少年”,並剖析了他對五四運動巨大而深刻的影響:他的反傳統主義猶如平地驚雷,給中國的青年産生了劇烈的思想震蕩,他還宣傳人權與科學,爲五四運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。他認爲民主與科學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兩大動力,德先生與賽先生是把西方人從黑暗引向光明的救星,也是解救中國政治道德思想學術一切黑暗的救星。

《新青年》的創辦標志著新文化運動開始,在同年的大洋彼岸,另一位思想巨擘胡適,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碩士學位。高力克教授從胡適的留美背景出發,與在場的師生探討他的中西文化觀。“胡適是很自信的,他主張的東西二元論與陳獨秀相比要更爲包容,他的知識結構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。我們應該正確理解胡適的全盤西化論,而非一昧將其妖魔化。”高力克說。

与胡博士相比,梁漱溟仅有的中学学历总为人津津乐道,但他也作为“最后的儒家”,被蔡元培邀请至北大教授儒家哲学。纵观梁漱溟的一生,高教授总结道:“他始终被‘中国向何处去’和‘人生意义何在’两个问题困扰。” 他提出,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,取“奋斗”(逐求)的人生态度;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,取“调和”态度;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,取“弃世”态度。

“杜亚泉的文化观独树一帜,颇有智慧,他主张两力对抗之调和,是宇宙、社会、人生的基本法则。”高力克教授评价道。杜亚泉虽专攻数理,头脑冷静,探寻哲理、针砭社会之热忱,却也激不可遏。他所主张的“东西调和论”是他提出“输入新文明,调和旧文明” 文化方针的重要思想基础“虽然他的主张与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相悖,但时间是最大的改革者。”高教授说。

李大钊的唯物史觀文化論令人印象深刻,他認爲,中國以農立國,大家族制度是中國農業經濟組織和古代社會的基礎構造。高教授介紹,兩千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之綱常名教、道德禮義,在李大钊眼裏,都是損卑下而奉尊長、犧牲被治者的個性以事治者,無不本著大家族制下子弟對親長的精神。“李大钊從經濟上分析中國農業社會與西方工商社會的倫理道德差異,對我們思考轉型時期中國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,具有深刻的啓示。”高教授說。

最後,高教授對五四知識分子文化觀對當今社會的遺産與啓示作了總結:“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曆史與西方文化的融合,五四知識精英的中西文化觀具有開放的世界視野。”

漢語言文學1701班的夏韻琳聽完高教授的講座後,感想頗深:“這場講座是一場精彩的學術報告,高教授以他嚴謹的學術作風、淵博的學識儲備帶領我們追溯發轫于百年前的新思想之精華,令我進一步開闊了學術視野。”



文:趙佳玲,毛怡 攝影:鮑佳雯,邱曉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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